一般民營企業普遍缺少渠道、缺乏能力去深入理解環境政策要求，一些媒體片面解讀、過度解讀甚至誤讀，一些投機分子利用環境政策放大產品價格波動，使民營企業對環保產生負面情緒。因此，要建立釋疑解難的服務保障體系。環境治理的性要求政府幫助企業解決信息、技術等不對稱問題。

　　生態環境部、工商聯近期印發實施了《關于支持服務民營企業綠色發展的意見》，從提高綠色發展能力、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、提升服務保障水平、完善經濟政策措施等6方面，圍繞民營企業綠色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突出矛盾和短板，以及污染防治攻堅戰過程中普遍關心和關注的問題，提出嚴格監管與優化服務并重、引導激勵與約束懲戒并舉的工作策略和18項重點舉措，幫助民營企業解決環境治理實際困難，推動形成支持服務民營企業綠色發展的長效機制。

　　在具體推動落實過程中，要深入分析民營企業經營狀況、識別民營企業環境治理困難，把握環境管理中的短板和不足，在主動服務民營企業環境治理的同時，確保企業落實環境治理主體責任，推動企業實現發展和治污協同共進的良好局面。

　　民營企業市場發展總體平穩，經營效益分化擴大

　　民營企業生產運行趨穩向好。隨著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陸續出臺實施，特別是中央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以來，釋放出信號，有效提振了民營企業發展信心。從工業生產看，2018年，規模以上私營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.2%，增速同比上升0.3個百分點；月度數據已連續5個月保持上升趨勢，且連續4個月增速高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速；從投資看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8.7%，同比上升2.7個百分點，制造業民間投資增長10.3%，同比上升5.5個百分點，其中建材、鋼鐵等行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21.3%、16.5%。

　　民營企業生產效益分化明顯。2018年，私營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1.9%，同比上升0.2個百分點，而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速同比下降10.7個百分點。在需求持續增加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、環境監管等共同作用下，一些經營管理規范、治理水平高的民營企業產品供不應求，實現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。部分民營企業存在經營困難加重的情況，私營工業企業虧損企業數同比增長8.4%，比工業企業總體水平高1.5個百分點；虧損企業虧損總額增長21.5%，比工業企業總體水平高13個百分點。同時，受經濟下行、債務清理、規范PPP發展等因素綜合影響，不少民營環保企業也陷入經營發展困境。

　　此外，受中美經貿摩擦以及人工、用地等成本上升綜合影響，加工型、出口型民營小微企業生產經營壓力更大。

　　識別民營企業環境治理困難，把握環境管理中的短板和不足

　　綜合分析表明，當前民營企業環境治理困難主要是企業自身經營、政策執行等多重因素疊加碰頭的結果。

　　首先，從企業經營看，對綠色發展的認識尚未跟企業經營發展有效銜接，傳統粗放式發展的慣性思維仍然突出，環境守法意識、環保社會責任仍有較大提升空間。

　　綠色發展意識有待提高。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，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、優化經濟結構、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，過去靠規模型、外延式擴張以及環境治理不規范、不健全的發展方式已不適應當前高質量發展要求，部分民營企業對環境治理設施改造升級仍不重視，對環境監管剛性約束的認識還不到位，違法排污現象時有發生，部分高污染企業面臨經營困難和環境治理雙重壓力。

　　環境治理要求顯著上升。隨著污染防治攻堅的不斷深入，重點行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治污減排的空間縮小，面對仍然嚴峻的環境質量改善壓力，量大面廣的“散亂污”企業、規模以下工業企業進入環境監管范疇。企業主體多以民營企業為主，污染治理基礎比較薄弱，有的企業污染治理設施不具備升級改造能力，甚至企業不具備環評等合法經營手續，難以達到環境監管要求，客觀上需要關停并轉，需要清理市場攪局者。

　　其次，從環境管理看，對企業環境治理訴求和困難關注不夠、響應不及時，政策措施的科學性、系統性和針對性有待進一步提升，主動服務意識仍顯不足。

　　服務企業治理措施不多。環境政策在不同要素、區域、行業、時段上的管理要求差異大，一般民營企業普遍缺少渠道、缺乏能力去深入理解環境政策要求，一些媒體片面解讀、過度解讀甚至誤讀，一些投機分子利用環境政策放大產品價格波動，使民營企業對環保產生負面情緒。環境治理的性較強，不同設備、不同工藝的污染治理技術方法不一，環保市場良莠不齊，民營企業面對環境治理要求不知所措。環境管理的精細化、差異化不明顯，獎優罰劣機制不健全，民營企業缺乏治污動力。

　　個別地方政策執行存在簡單粗暴問題。國家要求各地制定“散亂污”企業整治標準，按照關停淘汰、整改提升、入園進區等分類管理、分步實施。有的地方在實際執行過程中，缺乏具體認定標準，隨意擴大行業范圍，甚至擴展到餐飲等民生領域，關停淘汰類企業數量遠多于其他兩類。有的地方面對督察、監督等考核問責壓力時，存在以點概面一律關停、緊急停工停業等掩蓋環境問題的簡單粗暴行為。有的地方借環境治理推動產業布局、征地等搭便車行為，而配套的服務保障措施不足，對企業正常經營造成負面影響。

　　環境標準調整統籌不夠。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，國家和地方加嚴了環境標準，特別是在大氣領域的重點行業、重點區域，倒逼企業加大治理投入，彌補環保歷史欠賬。但是，有的地方在提高環境標準的時候，讓企業感到標準提升頻率過快，給企業提標改造的喘息時間較短。以鋼鐵行業為例，國家2012年修訂實施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，2015年在重點區域執行特別排放限值，近期推進低排放，期間重點區域甚至非重點區域出臺執行嚴于國家要求的地方標準，導致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多次改造、重復投資，個別企業面臨剛改造完又不達標的窘境。也存在部分細分行業、VOCs整治等領域缺乏明確的排放標準，企業治理和政府監管都難有效落地。

　　環境監管執法規范不足。企業反映，不同類型環保檢查缺少統籌協調，同一環境問題不同層級、不同部門反復檢查核實，企業迎檢精力耗費過多，疲于接待應付。基層環境監管執法力量薄弱，規范化、化水平難以達到環境管理需要，不同監管執法人員對相同問題的判罰有時不同，讓企業無所適從，質疑監管執法的科學性。

　　主動服務民營企業環境治理，建立健全綠色發展長效機制

　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，要統籌兼顧，避免處置措施簡單粗暴，要增強服務意識，幫助企業制定環境治理解決方案。為此，筆者建議，應重點聚焦企業責任、服務保障、環境標準、督察執法、經濟政策“五大體系”建設，加快支持服務民營企業綠色發展政策舉措落地見效。

　　一是推進達標排放的企業責任體系。達標排放是企業環境治理主體責任，也是環境治理公平正義的具體體現。企業不分所有制、無論大小都應以達標排放為前提，提高污染治理水平，建立自行監測制度，主動公開環境信息，合法合規經營，自覺接受公眾和社會監督。政府應注重營造企業環境守法氛圍，增強企業綠色發展理念。

　　二是建立釋疑解難的服務保障體系。環境治理的性要求政府幫助企業解決信息、技術等不對稱問題。應深入開展生態環境法律法規標準、政策措施的宣傳解讀，加強交流培訓，搭建環境治理服務平臺，有效對接環境治理需求和供給。及時了解企業環境治理存在的技術難題和共性問題，開展科技攻關，組織技術團隊，深入企業問診把脈，幫助企業制定具體可行的環境治理方案。

　　三是健全科學規范的環境標準體系。以經濟技術可行性為準則，完善環境標準體系，發揮好環境標準衡量企業污染治理優劣的準繩作用。篩查并梳理現有環境標準，加快制定相關領域或細分行業環境標準，填上標準。梳理企業反映突出的環境標準問題，開展實施情況評估，積極穩妥推進標準修訂工作。加強對地方標準制修訂工作的指導，確保地方標準與國家標準有效銜接，把握好更新節奏，留足企業改造升級時間。

　　四是強化寬嚴結合的督察執法體系。規范、公正督察執法是生態環境領域優化營商環境的核心。推行“雙隨機、一公開”監管方式，規范自由裁量權，加強分類分步有序監管，加大對嚴重違法行為企業的監管頻次和懲處力度，對即時改正的輕微違法行為從輕或不予處罰，對管理規范、守法記錄良好的企業減少監管頻次，充分保障企業污染治理時間需求，嚴格禁止生態環境領域“一刀切”。

　　五是完善獎優罰劣的經濟政策體系。運用經濟政策調節企業環境行為是做好環境治理的之策。應建立健全常態化、穩定的財政資金投入機制，加大對環境基礎設施建設、企業污染治理設施改造升級等支持力度。在大幅增加環境保護稅等綠色稅收的同時，擴大減稅優惠幅度和范圍。綠色金融政策，設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，規范發展綠色信貸，抵押擔保方式。繼續完善和落實促進綠色發展的價格機制，積極發揮綠色消費作用，進一步完善市場化機制。

　　作者單位：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

來源：中國環境報